在文学史上,“说”与“做”始终是一组辩证统一的关系，既是创作者思想与行动的体现，也是作品内涵与价值的试金石，从先秦诸子的言传身教，到唐宋文人的诗文革新，再到近现代作家的实践探索，“说”与“做”的互动始终贯穿于文学发展的脉络之中，塑造着中国文学的精神品格。
“说”在文学中首先表现为思想的表达与传播，孔子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”，通过整理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等典籍，以“说”的方式传承周礼思想，奠定儒家文学的基础，老子的《道德经》以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的哲学思辨，用极简的“说”构建起道家学派的理论体系，这些“说”并非空泛的议论，而是植根于对时代社会的深刻洞察，既有对理想社会的构想，也有对人性本质的追问，魏晋时期，文人以“清谈”的方式探讨玄学，看似脱离现实的“说”，实则是乱世中对个体精神价值的坚守，嵇康的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以犀利的言辞拒绝与司马氏合作，正是“说”中蕴含的人格风骨。
“做”则是文学实践的核心，是“说”的物化与延伸，陆游在《冬夜读书示子聿》中写下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”，强调实践对认知的重要性，这种“做”不仅体现在文学创作本身，更体现在创作者对社会责任的担当，杜甫的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，以诗歌为“做”，将民生疾苦凝于笔端，成为“诗史”的典范，鲁迅弃医从文，以笔为刀，通过《狂人日记》《阿Q正传》等作品“做”唤醒国民性的手术，他的“说”（杂文）与“做”（小说）始终围绕着“改造国民精神”这一核心目标，形成了知行合一的文学品格。
“说”与“做”的关系并非始终一致，有时甚至会出现矛盾，而这种矛盾恰恰揭示了文学创作的复杂性，李煜前期耽于享乐，写下“晚妆初了明肌雪，春殿嫔娥鱼贯列”的奢靡之词，这是“说”与“做”的背离；后期沦为阶下囚，却以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的血泪之作，实现了“说”与“做”的统一，将个人遭遇升华为对生命无常的普遍思考，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中借“假语村言”敷演故事，看似“说”荒诞不经，实则“做”对封建家族兴衰的深刻批判，这种“说”的反讽性恰恰强化了“做”的深刻性。
在不同文学体裁中,“说”与“做”的侧重也有所不同，散文以“说”见长，如韩愈的《师说》以清晰的逻辑阐述从师之道，直接传递思想；而小说则以“做”为主，通过人物塑造与情节编织，间接展现创作者的立场。《水浒传》中“替天行道”的旗号是“说”，而梁山好汉的反抗行动则是“做”，两者的张力构成了作品的核心冲突，诗歌更是“说”与“做”的融合体，李白的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是“说”的豪情，而他“仗剑去国，辞亲远游”的人生经历则是“做”的注脚，诗性与人格的统一成就了诗仙的传奇。
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,“说”与“做”的互动推动了文学形式的革新与思想的深化，唐代古文运动中，韩愈、柳宗元提出“文以载道”的口号，既是对“说”的内容的革新，也是对“做”的形式的革新，反对六朝以来浮靡的骈文，倡导言之有物、文从字散的散文，明代公安派“独抒性灵，不拘格套”的主张，正是对创作者“说”的真实性与“做”的个性化的追求，打破了前后七子的拟古风气。
在当代文学语境下,“说”与“做”的关系被赋予了新的内涵，网络文学的发展使得“说”的门槛降低，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文字表达观点，但“做”的质量却参差不齐，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创作，仍需以“说”的深度与“做”的诚意为基础，如同路遥创作《平凡的世界》，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，用十年的“做”成就了关于奋斗与理想的“说”，这种精神对当下文学创作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。
相关问答FAQs
Q1：如何理解“说”与“做”在杜甫诗歌中的统一？
A：杜甫的诗歌是“说”与“做”高度统一的典范，他的“说”体现在对民生疾苦的深刻同情（如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）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（如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”）；而“做”则表现为他深入战乱现场、体察民情的实践经历，以及将这种体验转化为诗歌创作的艺术能力，他的“诗史”既是“说”的记录，也是“做”的见证，二者相互成就，形成了沉郁顿挫的诗风和忧国忧民的精神内核。
Q2：鲁迅的“说”（杂文）与“做”（小说）如何体现其文学思想？
A：鲁迅的杂文以“说”为主，直接剖析社会弊病、批判国民劣根性，如《论“费厄泼赖”应该缓行》倡导对敌人“痛打落水狗”；而他的小说则以“做”为主，通过塑造阿Q、祥林嫂等典型人物，将抽象的批判转化为具体的艺术形象，两者的共同目标是“改造国民精神”：“说”以理服人，直指问题核心；“做”以情动人，引发读者共鸣，这种“说”与“做”的互补，使鲁迅的文学既有思想的锋芒，又有艺术的感染力，形成了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的创作姿态。
